[14]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228页。
而作为技术概念的法人格是为了在特定法秩序下确定权利的归属点即主体，这种意义上的法人格，归根结底而言，是基于法技术性需要而创造出的一个概念，绝非从法秩序中在概念上必然发生的一个概念。而这一倾向正好与当时德国已经出现的行政国家现象相符。
如果着眼于宪法第1条的规定而认为天皇是统治权主体，那么只能认为国家是统治权的客体。事实上，在其由后人整理的《国家法讲义》中，[15]拉班德大量地运用了历史、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国家的概念、主权的概念、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君主制与议会制的优劣等原理性问题进行了思考。由此，拉班德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国家不是基于个人的权利而成立的，国家权力的边界存在于国家目的或任务本身。只要这个平衡点得以实现，我们将其作为统一的国家意思来加以把握，在社会心理上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格贝尔所建构的国家法学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中心地位。
从这一流脉来看，选举权性质的二元说暗含着国家法人说的残余。只要没有特别限制，它就是自我规定的公权力行使。其中很大一部分并非传统意义上不法侵害的结果，而是合规行为无法避免的伴随物。
达到排放要求并非不再对环境造成污染，也并非不承担污染环境赔偿责任的法定理由。[39]但是，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调查的13个欧洲国家在基于相邻权提起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广泛地应用着过错责任。在认定侵权责任时，合规情节是一个并非决定性的考虑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说合规行为可以一律免除侵权责任。显然接受了环保局复函的立场。
当时，AB两厂（本案被告）作为重点建设项目经国家批准在X湖边设立，投产，并开始向X湖排污。（二）合规致害的具体类型如果说通过高超的法解释技艺，将一般规则妥切地应用于具体情形以实现个案正义是法官的任务的话。
[64]3.符合附条件授权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指令和禁令都是强制性规范。所以，在侵权责任认定中，有理由给予这类直接以保护他人人身安全身体健康为目的的状态规范更大的份量。[25]对此，不少人主张，企业可以通过给产品加价而将其承担的污染赔偿责任分散到其用户头上。[27]理论上对此也有很好的解释，即：不同于一般侵权领域，合规致害的多数情形中，加害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无法被行为人事先预见因而无法在事先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的，这一现实不会因行为人注意程度提高而改变，因而根本不可能通过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预防这类风险的发生。
在北大法宝数据库判决书全文项下用污染损害检索标题得到91条记录，用达标排放检索结果正文，得到6条记录详（见附录二），其中有3份判决其实是因同一被告同一污染行为引发、并由同一法院判决的。反过来，我们对健康、清洁、适宜环境的需要也必然与我们利用环境资源发展经济的需要（必然伴随着企业排污）发生冲突。日本的司法判例，不仅仅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振动、电波伤害等公害领域、而且在日照和通风阻碍、眺望和景观阻碍[49]等一般民事侵权（相邻权）领域，均有适用忍受限度论的案例。[15]武法经字（91）第1号判决书。
[16]我国环境立法上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认定要件相关规定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986年《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55]美国案例法上，甚至还有明确确认当被告行为（如电力输送、供水服务）具有很大社会价值时无须对造成的损害承担严格责任的判例。
针对日本民法典所规定的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忍受限度论者提出，在过去的公害侵权判例中，法官对加害人的注意义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直接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因此，在单纯涉及状态规范时，可以推定合规即意味着不存在损害事实，因而可排除侵权责任。
环境侵权责任在立法上享有的这种特殊待遇，环境法学界通说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认真查看制定法相关条文的话，甚至会发现在一般印象中一律适用无过错责任（危险责任）的高度危险作业领域，具体规定其实也是各各不一的。此一通说立场可谓鲜明，然而，对此立场的论证却十分缺乏。[53]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10月29日判决。环境侵权行为的特征之一是这种行为必须造成了环境污染，而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受到的影响就是污染，二被告的该辩称本院予以支持。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上述分析及结论的成立。
具体而言，现代社会中的风险规制决定，受到科学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的限制，是在全面权衡替代风险、体系化效应、规制行为本身的风险等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所作风险-收益分析的结果。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环保局这一影响深远的法律解释其论证并不严密。
按此条件，不止是超标排污的A厂，而且未超标排污的B厂也要负起赔偿责任。臻头河水质经监测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不影响河中鱼、蛙生存和沿河农民用河水灌溉。
[4]武法（1991）经字1号民事判决书。问题是：这种立场的正当性能够得到辩护吗？（三）反思合规致害绝对责任的正当性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前述现实特征固然不可否认，但使合规行为者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规范性（应然）判断，它不可能直接从实然的客观现象中推导出来。
因此，理论上，工业化较早的国家应当会较早遭遇这类问题。特别地，在这时，应当考虑规范制定者，即规制机关是否存在违反其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64]也有研究者建议，对超标排放的损害采用惩罚性赔偿，以区别达标排放的损害赔偿。[2]国内当前对合规一词的使用多见于金融业管理中。
作为极端情形，这里还存在所谓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或说良心违法的问题：即当行政规范的指令在具体情形下明显荒谬、不人道时，行为人有不予服从的义务。对此类观点批评，可参见：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王仰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38页：所有试图将整个过失侵权法转变为字母方程式的做法都应该被摒弃，因为我们处理的并不是可以精确量化的数值。
所有人提出损害赔偿之诉。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既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前提，也不以加害行为的违法性为条件。
[63]至于符合行为规范仍然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的，合规并非排除侵权责任的适当理由。例如，地方政府到为达节能减排指标，强令停电，由此给辖区内许多企业造成损害，企业为此起诉供电公司的情形。
只是，无论将合规情节考虑纳入损害后果、加害行为还是因果关系的认定，其实质都是用旧瓶装新酒，虽然可以有助于减少相关观点被人接受时可能遭遇的阻力，但往往会模糊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使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更不容易为人所理解，因而我更倾向于从合规情节是否能成为特殊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着手讨论此问题。将表面上看来零散不一致却具合理性的实践智慧理论化，以增加司法判决的一致性与可预测性、确保法的安定性价值，则是学者的使命。后者如大气质量标准，直接针对的是作为废气排放结果的大气质量状况不得超标。通行的环境法教材对此的立场惊人的一致。
[18]这是一种表面看起来很有力量的观点[19]。法院认为，从事铁路运输事业者，没有理由不知道机车喷出的煤烟会危害树木，而没有采取相当措施，认定过失成立。
（三）特殊侵权领域中如何处理合规情节？我国环境法学界当前有关无需考虑过错和违法性，只要存在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即可认定侵权责任成立的观点，实际上等于主张在特殊侵权领域实施绝对责任——虽然很少有学者直接如此宣布。在应然的层面上，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需要本身与以何种方式满足这种需要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23]无辜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需要无论有多么强烈或迫切，也并不足以证明由无辜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正当性。
因此，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上述不一致，作为实然的客观事实，本身并不能提供应然的答案，而顶多只能构成一种提示，提醒我们注意现实秩序的复杂性。虽然侵权法在客观上可以发挥多重作用，因而对于侵权法的目的和功能定位学界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